我国关于行政授权的概念存在立法行为说[3]、行政行为说[4]以及广义行政授权说[5]等观点，本文采用广义行政授权说。
[25]Horst Kratzmann, Verschuldungsverbot und Grundrechtsinterpretation, Berlin 2000, S.135. [26]参见陈征：《国家征税的宪法界限——以公民私有财产权为视角》，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无论是立法还是预算中关于举借债务的规定，均仅具有授权性质，如果当年的财政收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财政所需，那么国家不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将举借债务的授权用尽，而应当及时终止举借债务的行为。
以下笔者将分别从未来代议机关的预算空间和收支平衡原则角度展开探讨。这两个条款确立了适用于一切国家机关的效率原则。[4]参见冉富强：《国家举债权与宪法基本权利之关系——以经济自由权为中心》，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3期。宪法规范本身蕴含着可能性之保留（Vorbehalt des Moeglichen）原则，[24]该原则主要体现为财政领域的可能性之保留。国家的绝大部分活动均需要财政支持，因此代议机关可以在预算周期内借助预算审查权和预算批准权，通过对各类财政支出的授权确定财政任务。
（二）效率原则 我国《宪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49]不能否认，强制国家返还具有警示、预防和制裁的作用，但其损害的往往是一些无辜纳税人和给付相对人的利益。‘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
总之，当抑则抑，当扶则扶，去留舒配，取裁确当，阴阳互济，才是中庸之道。同时阴阳严重对峙也不是阴阳关系的常态，而是这一关系的特殊状况，它不可能长时间地持续存在。这种简单化与片面化的认识在实践中往往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把世间错综复杂的五颜六色归结为黑白两色，把复杂的社会、多样化的人群划为敌我两个阵营，这种认识论上的简单化必然导致社会的悲剧。吉田茂写《激荡的百年史》，写日本人民经历现代转型的煎熬，那种死而复生的经验，就是这样。
‘无为因其过分淡化法家法治而失去发展的活力。任何事物都存在两个面，既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这比只讲一面性显然要科学，但我们有时候往往过于强调矛盾的对立性，夸大对立性，把对立性加以绝对化
3.监督机制具体化 完善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机制是保障居民自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社区协商除了坐下来面对面议事，还可以借助视频会议平台开展线上议事。社区居委会可以购买公共服务，也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④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社区承担的政府委办事务大量增加，业主委员会作为居民委员会向下延伸的自治组织，也承担了许多社区公共事务。
(二)共识困境与分异风险 制度形成领域的人民公意可以建立在投票民主的基础上，即使有民主的不满，也可以通过宪法平衡和兼顾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从而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智能动态监控不仅支持智能检索与智能研判，还能够实现跨域、跨平台传递结构化数据。例如K社区通过建立社区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推送、投票统计，又通过社区网络议事平台收集和反馈居民意见，使社区居民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无论身处何方都能迅速便捷地获取信息和参与投票。相较而言，基于小区产权性利益的业主身份比居民身份更受社区成员的认可。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最高标准。比如，《湖北省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但是，监察法仅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属于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关于监察主体监察内容监察程序和监察方式等问题仍有待细化与完善。①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有四种模式：政府投资运营、企业参与建设的政府主导模式。
K社区加装电梯的共识困境并非个案，而是一种常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智慧社会，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面对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基于建设智慧城市的需要，政府独立或联合企业通过财政支持或项目运营的方式投入资金实现社区升级，社区对政府或关联企业有了更多的依附性，进而可能忽略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K社区是C市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打造智慧社区过程中，不断创新自治模式，为信息化时代基层自治制度的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研究素材。社区是由利益或价值分异的成员组成的，社区划分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社区网络议事平台的建立为社区居民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提供了便利。
地方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居民住宅加装电梯提供资金补贴，但加装电梯需取得本单元、本幢或本小区房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其他业主无异议。K社区在街道、派出所牵头下成立了社区网络服务平台，主要是以维稳为目的。
公众在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福利同时，也明显体察到科技的负外部性。现行法律关于居民自治组织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都还停留在原则性条款上，不具有可操作性。
依据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⑦公共选择机制是各参与主体通过交易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其过程是个人偏好向社会偏好转化的过程。制度建设落后于信息社会实践的发展，无法回应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
信息社会的科技进步是把双刃剑，对智能技术的运用若不能以法律加以规制和防范风险，极易滑向恶的深渊。法律法规对投票民主有着较为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这种规范的程序管理使采用传统方式行使民主参与权的模式遭遇成本制约。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二级版块，以社区居民为服务核心，依托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进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架构、社区民生服务和社区商圈搭建等智慧应用层面的开发和推广。实践工作中，社区事多人少，所以工作人员经常把居民委员会承办的事项交由业主委员会组织完成，业主自治渐渐与居民自治相融合。
居民自治立法尤其应以立足实用、确保管用为基本要求，以解决问题、保障居民自治权为基本出发点，精细设计切实可行的制度，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如前所述，智能技术的运用和利益相关性的增强推动话语权重新分配。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年6月发布的《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竞争格局全局观》。社区工作的内容包括基层政府委办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
其三，澄清社区自治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二)立法完善 1.权利保障精细化 一部法律的规定有很多，但公众最关注的往往就几条。
关于社区自治的立法应当深刻把握信息社会的时代境遇和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审慎平衡政府网格化管理权和社区居民自治权的关系，重新塑造基层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为基层自治的良性运行提供有效法律支撑。20世纪50年代以来，单位组织作为政治单元、生产单元和社会单元成为基层治理的中介，社区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单位，附属于国家权威管制体系的现代再造过程当中。现在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在基层自治组织选举中推广直选方式，既保障了民主的有效性，又降低了贿选的风险。(14)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第96页。
尽管业主大会已经投票表决解聘物业公司，但社区和派出所工作人员仍建议不要解聘，社区和派出所负责人更是在网络议事平台中直言要以大局为重，要维护小区稳定和社会稳定。传统的表达机制更有利于有闲的老年人，年轻人的诉求容易囿于时空限制而被迫放弃表达。
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之间的职能交叉忽视了业主自治与居民自治的本质区别，导致法律法规的混乱适用。基层政府交给基层自治组织委办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自治组织彻底行政化。
从价值观祛普遍性之魅的视角出发，或许能够理解价值共识难题。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发展不均衡，基层法治边缘化现象严重，法律法规缺位而且位阶较低，既有的内容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对居民自治权的具体设计和保障性规定。
